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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消委會關于消費公益訴訟損害賠償問題的法律分析意見

作者:佚名    来源:广东省消委会    更新时间:2017-09-27 11:36:00   【發表評論】【打印此文】【關閉窗口

廣東省消委會起訴李華文等人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糾紛一案,正在深圳中院審理。現就本案的損害賠償相關問題提出以下法律分析意見:

 

一、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主張損害賠償有法律依據

 

(一)法律沒有限制和排除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賠償請求權。一方面,我國《民訴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並未就消費公益訴訟提起的請求類型作出限定。從立法論的角度解釋,消費公益訴訟得就《侵權責任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所有責任方式提出請求,包括賠償損失的請求。而最高人民檢察院2015年12月出台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因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包括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类型,为此可以说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可以主张“赔偿损失”请求。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本条在明确列举请求权类型后面以一个‘等’字作为保留,为将来法律修订及司法实践进一步发展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类型扩张预留空间”。

 

廣東省消委會在參加由中國消費者協會組織的公益訴訟培訓研討時,曾就“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是否可以提起賠償訴求”問題咨詢全國人大立法專家和最高法領導。該問題不僅得到立法專家肯定答複,也得到最高法院民一庭領導及主管公益訴訟法官的支持。

 

因此,我們認爲,損害賠償請求權沒有被排除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大門外,完全可以通過司法實踐予以發展實現。

 

(二)我國其他領域的公益訴訟,“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僅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已在實際判例中得以實現。2015年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其中第十八條規定:“對汙染環境、破壞生態,已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行爲,原告可以請求被告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複原狀、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第二十一條規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複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而從實際判例來看,環境公益訴訟的“賠償損失”請求權,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得以實現。

 

判例1:今年828日,備受關注的甯夏騰格裏沙漠汙染公益訴訟系列案在甯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調解結案,8家被訴企業承擔5.69億元用于修複和預防土壤汙染,並承擔環境損失公益金600萬元。值得注意的是,該案原告在起訴中,並無提出具體的損失賠償金額,該部分訴訟請求爲:要求恢複生態環境或者成立沙漠環境修複專項基金並委托具有資質的第三方進行修複、賠償環境修複前生態功能損失。

 

判例2:在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福建省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與謝知錦、倪明香、鄭時姜、李名槊和第三人南平市國土資源局延平分局、南平市延平區林業局環境侵權責任糾紛一案中(案號:[2015]閩民終字第2060號),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維持了一審關于被告謝知錦、倪明香、鄭時姜和李名槊共同賠償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複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127萬元(支付到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指定賬戶),用于本案的生態環境修複或異地公共生態環境修複,其判決支持了公益訴訟原告要求被告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

 

判例3:在廣州市人民檢察院與張某某、邝某某水汙染責任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一案中(案號:[2016]01民初107號),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樣支持了公益訴訟原告提出的賠償損失訴訟請求,判決被告張某某、邝某某共同賠償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複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費用1050萬元(以上款項上繳國庫,用于修複被損害的生態環境)。

 

(三)消協組織提起食藥品公益訴訟,主張損害賠償和十倍懲罰性賠償均具有明確法律依據。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生産不符合食品安全標准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准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産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第十五條規定:“生産不符合安全標准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標准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向生産者、銷售者主張支付價款十倍賠償金或者依照法律規定的其他賠償標准要求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第十七條規定:“……消費者協會依法提起公益訴訟的,參照適用本規定”。因此,在涉及食品安全的消費公益訴訟案件中,消費者協會不僅可以提起損害賠償之訴,還可以主張十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


在本案中,廣東省消委會就深圳檢察院辦理的李華文等經營者生産銷售病死豬肉的食品案件,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按照價款10倍的測算方法,提出1000.24萬元的賠償請求,符合以上法律規定,具有明確法律依據,法院應予支持。

    

二、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探討賠償之訴具有重要意義

    

(一)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探索賠償之訴,是維護良好市場秩序,健全市場運行機制的必然要求。發展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國家經濟政策的總綱,是確保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的關鍵。但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其秩序和運行都必須以法律爲保障。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作爲我國一項新的法律制度,應該在規範市場經營,調節市場利益,維護良好市場秩序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探索“賠償之訴”,將有利于發揮公益訴訟的實質性作用,彰顯其作爲法律利器的權威性和威懾力,更好服務于市場經濟發展。

 

(二)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探索賠償之訴,是懲治不法經營,嚴厲打擊違法犯罪高發態勢的現實需要。由于資本的唯利性特征,一些經營者在參與市場競爭時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不惜以損害公共利益和消費者權益來實現自身的利潤目標,導致違法經營、不法行爲在市場上頻頻發生。同時,由于打擊力度不夠,違法成本較低,該類犯罪有屢打屢犯、繼續高發的態勢。實施消費公益訴訟制度,就是要通過施以民事訴訟手段,加大對違法經營的打擊。而在消費公益訴訟中探索“賠償之訴”,將更有利于其目標的實現。

    

(三)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探索賠償之訴,是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徑。作爲單個消費者,由于受時間成本、經濟成本和知識能力等限制,難以通過司法手段來維護自身權益。消費民事公益訴訟要達到對廣大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停止侵害、賠禮道歉等一般性訴求上。特別在經營者法治意識不強、守法自覺尚未形成的中國現階段,只有“賠償之訴”才會真正觸動經營者的神經,倒逼其認真考量違法成本和後果,驅使其形成守法經營、不輕易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爲自覺。而另一方面,維護衆多消費者的權益,即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以“賠償訴求”來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

 

三、本案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本案被告産銷病死豬肉,情節惡劣危害大,有必要通過“賠償損失”進行嚴懲。豬肉是老百姓的主要肉食,是每家每戶餐桌必不可少的食物。本案的被告,生産銷售病死豬肉,時間跨度長、數量金額大、涉及消費者衆多,造成社會危害和影響極爲惡劣。該夥人從販賣、運輸、屠宰到運輸、保鮮、銷售,形成了一條産銷病死豬肉的産業鏈,導致問題豬肉源源不斷流向廣大消費者的餐桌。據廣東省公安廳2013年通報,自20124月起,已有150噸茂名病死豬肉流入深圳,殘留獸藥超標12倍。201511月,廣東收繳病死豬肉60噸,窩點遍布廣深莞佛等8城。如此大量的問題豬肉流入市場,可謂觸目驚心。如果不對這些嚴重損害老百姓身體健康的食品犯罪進行嚴懲,將難以消除社會對食品安全的憂懼,難以修複消費者對食品市場的信心。

 

(二)本案受害消費者無法主張賠償權利,由消費者組織提出賠償訴求,是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最佳方式。與違法經營者的囂張行爲相反,是消費者在維護自身權益方面的無力和無助。雖然《食品安全法》賦予了消費者十倍的索賠權利,但諸多的障礙使個體消費者無法主張權利。一是消費者對于自身是否受到損害並不知情。二是取證難成爲消費者難以跨越的障礙。一方面,消費者到菜市場買豬肉不可能取得購物小票等維權憑證,難以證明豬肉的來源、價款;另一方面,病死豬肉對消費者身體的損害可能是潛在的,無法證明損害與侵權的因果關系。三是維權訴訟成本讓消費者望而卻步。按照消費習慣,消費者單次購買豬肉價款一般在100元以下,而如果提起訴訟,需要花在訴訟上的時間、精力、人力、物力等成本卻是巨大的。這是導致消費者在維權問題上主觀上不想、客觀上不能的主要原因。而由消費者協會通過公益訴訟提出索賠訴求,無疑是維護衆多不特定受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最佳方式。

 

(三)本案作爲我國首宗消費“賠償之訴”,其探索實踐可爲全國提供經驗和借鑒,具有制度創新意義。自2014315日新《消法》實施以來,全國提起了5宗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但這些訴訟,一方面主要圍繞停止侵害提出訴求,另一方面多數以和解和道歉作爲最後結果。爲此,難以在社會上産生較大影響,不能真正起到震懾違法經營、打擊侵害消費者犯罪的目的,尤其是對食品安全這類危害性極大的違法犯罪行爲,沒有發揮出公益訴訟的“利劍”作用。全國消協組織在不斷總結公益訴訟實踐,同時也在探索更有力道的實施方式。我省在這方面先行先試,大膽突破,率先提出“賠償之訴”,率先進行司法實踐探索,不僅可以爲全國提供經驗和借鑒,而且還能爲我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創新作出貢獻。

   

四、國際上關于消費公益訴訟“損害賠償”的司法實踐

 

(一)歐美等國家和地區關于消費公益訴訟損害賠償的司法實踐。近年來,爲妥善解決現代社會中的群體性糾紛,包括德國、意大利、奧地利、法國、瑞典、丹麥、挪威等國家,以及我國台灣地區在內的很多國家或地區在傳統的不作爲之訴的基礎上,出現了團體損害賠償訴訟。巴西、日本也相繼在消費者團體訴訟制度中引入“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請求類型。而美國早已在“集團訴訟”中賦予了消費公益訴訟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此外,保加利亞、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的消費者團體也都可以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國的團體訴訟制度中,損害賠償訴訟成爲主要目的,禁令訴訟和不作爲訴訟反而居于次要地位。1973 年法國的《羅伊法》創設了消費者團體金錢損害賠償之訴訟制度。同時根據法國《消費者法》的規定,消費者團體,可以爲保護集合性的消費者權益而提起訴訟。如果違法行爲構成刑事犯罪時,消費者團體可以以正當原告的身份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此外,美國、德國這兩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代表性國家,均允許消費公益訴訟的原告方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美國學者普遍認爲賦予公益訴訟提起主體以損害賠償請求權可以將衆多小額索賠演變爲大額訴訟,可以將衆多沒有威脅的個人訴訟變成大規模侵權訴訟,這樣可以使涉案企業感受到來自大衆的壓力,從而摒棄不法行爲,達到運用法律遏制不法行爲的社會效果。德國的立法者們也如此認爲,因而賦予消費者保護協會“窮盡收益的可能性”。可以說,賦予消費公益訴訟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在世界範圍內已是大勢所趨。

 

(二)歐美等國家關于消費損害賠償金的測算方法。以美國集團訴訟中的賠償金估算程序爲例,賠償金估算程序主要是爲了確定被告的賠償範圍,包括兩種估算方法,分別是個別性估算方法和整體性估算方法。所謂個別性估算方法就是由法院經過個別證明後逐個確定每個具體的集團成員的損失金額以准確地實現損害賠償。整體性的估算方法是指法院在整體上估算集團損害的總額以確定被告應當承擔的賠償金金額,這種估算方法主要是爲了減輕集團成員的證明責任,避免程序複雜和冗長,反而加大了權益救濟的難度。從集團訴訟的私益救濟的本質出發,在這兩種賠償金估算方法中,應當以個別性估算方法爲原則、整體性估算方法爲例外。但是在實踐中,整體性估算方法被大量使用,因爲較之于個別性估算方法,整體性估算方法更符合訴訟經濟、懲罰被告的要求。


而在法國的團體訴訟制度中,在“損失”的認定上,不是以各個消費者實際遭受的個體損失爲計算標准,而是以一個整體的抽象的損失作爲索賠金額,勝訴所獲得的賠償金也歸起訴的消費者團體,而不是消費者個人。

 

五、我國專家學者關于消費公益訴訟損害賠償相關問題的研究及主張

 

(一)法院課題組的研究及意見。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在《消費公益訴訟若幹問題探析》一文中認爲:完善損害賠償金的確定規則。證明損失是原告訴請得以支持的前提。但公益訴訟侵害對象具有廣泛性和不特定性,舉證證明各個消費者所受具體損害數額客觀上實屬不能。但就此駁回原告訴請,不僅違反法的基本正義,也不符合公益訴訟制度設立之目的。就此,有學者認爲應基于抽象平均或其他統計學上方法獲得群體損害額,或者以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利益數額作爲損害賠償額。他們認爲,消費公益訴訟“損害”之認定應不可苛求各個消費者實際損害的總額,而應以一個整體公益之抽象損害爲對象,輔之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爲使公益訴訟抑制損害發生之功能得到充分彰顯,如實體法中消費者得就某行爲主張懲罰性賠償,消費公益訴訟亦可主張。


(二)有關學者的探索及主張。學者熊躍敏在《消費者群體性損害賠償訴訟的類型化分析》(載于《中國法學》2014年第1期)中認爲:若由消費者協會等團體舉證證明各個消費者所受損害數額,客觀上實屬不可能。爲此,可采用抽樣、平均或其他統計學上方法獲得群體損害額,或者以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利益數額作爲損害賠償額。另外,尚有必要賦予法官損害額之合理裁量權。如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規定,法院認定産生損害後,因損害的性質致使證明損害額極其困難時,可基于口頭辯論的全部內容及證據調查的結果適當認定損害額。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款亦有類似規定。

    

六、有關建議

 

(一)損害賠償 金的認定建議。如果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证明损失是原告诉请得以支持的前提。但在公益诉讼案件中,被侵害对象往往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无法通过举证证明各个消费者所受具体损害及测算损害赔偿全部数额。针对这种情况,国际上在处理同类问题时,有各种合理谢涢活办法,如采取整体性估算。我国司法专家和学者也提出“可采用抽样、平均或其他统计学上方法获得群体损害额,或者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数额作为损害赔偿额”等等主张。ag88.com真人娱乐建议,本案作为我国首宗赔偿性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在对损害数额认定这个问题上,思路可以更开阔些,可以更具探索性创新性。鉴于本案同时又是一宗食品纠纷案,《食品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类案件的赔偿请求权有清晰的界定,法律同时明确:“……消费者协会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参照适用本规定”,因此,我单位主张的,以涉案物品价款十倍作为本案损害赔偿认定数额,应该也是可行的。

    

(二)損害賠償金的處理建議。消费公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有相似之处,在这类案件中,不法经营者损害的不仅是公众个人利益,同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在公益诉讼案件中,众多不特定的公众其个人受到的损害难一浛化证明,因此在赔偿金的处理上,可以不用于对个人损害的赔偿,而是用之于对公共利益受损的修复。如前文所列举的两宗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判决被告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金并不是支付给原告,而是支付到法院指定的帐户或上缴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建议消费类公益诉讼也采取类似方法,判令被告支付修复公共利益损害赔偿,其赔偿金不用于赔偿消费者个人,也不支付给原告(消费者协会),而是支付到法院指定的帐户或上缴国库,或成立消费公益基金,用之于修复因违法行为而导致的对市场秩序的破坏,或者打击消费侵权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公益事业支出,发挥其维护最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作用。

   

(三)加強公益訴訟案件研究的建議。本案作爲我國第一宗賠償性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據不完全統計,該案提起後,被包括《檢察日報》、廣東電視台、人民網、新華網等主流媒體刊登報道數百篇次,《南方日報》等多個媒體頭版、整版或大篇幅報道,並在時評中給予高度評價。中消協公開表態支持並點贊,稱此舉是落實李克強總理關于建立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要求的有益嘗試,是以訴訟推動制度創設的突破。一些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中國人大、政法大學等權威大學法學教授也紛紛表態,給予充分肯定,認爲該案將載入我國公益訴訟司法實踐史冊。鑒于該案的社會影響和司法實踐意義,我們建議,深圳中院引起重視,發揮敢爲人先的特區精神,將該案作爲司法創新的一項重要工作,加大審判力量投入,加強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提高我省公益訴訟案件的審判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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